今年元旦出版的《法人》杂志（法制日报社主办），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《辽宁西丰：一场官商较量》，报道了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“短信诽谤”案，该文涉及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。于是，西丰警方以“涉嫌诽谤罪”为由对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。1月4日，西丰县公安局多名民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该记者进行拘传，未果（1月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
　　从山东高唐的三市民网上议政被拘留，到陕西绥德校长高勇追着县长签字被拘留，再到现在的拘传记者，我们看到了权力滥用的另一个模式——“套法治民”：套用司法罪名来惩治“眼中钉”。
　　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在一些县级区域屡屡得逞，是因为这些区域先进司法理念并不普及。县级执法机关面对“套法治民”时，很容易在形式上把它和“依法办事”、“依法治国”等混同，认为自己是按法律办事。难怪本事件中西丰县有关领导会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们不采取相应措施，是对全县人民不负责任！”我不怀疑这位领导的一片“赤子之心”，但故意曲解法律、将某些法律罪名扩大化、随意套用法律来治民，这样的“法治意识”恐怕比不懂法更糟糕。
　　另外，传统观念的一些糟粕仍然在一些县级区域发挥着作用，也是对“套法治民”推波助澜的一个因素。“礼失求诸野”，这说的是郊外乡间往往保存着过去好的礼仪规范和文化，但同样，非“礼”的东西，在一些县级区域同样保存着。县太爷的威风、执法机构对县太爷的言听计从，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清晰的影子。
　　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儒家思想的，按说，这些县官更应该体现“仁”的精神。但学者秦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古代实际是“儒表法里”——表面上、口号上遵从儒家的那一套，但实际操作却总用法家的那一套。这里的“法”和我们今天倡导的制约权力的法治截然不同，而是韩非子的那一套“苛法”。这就是为什么个别县级官员少有用“仁”，而动辄对民“法办”的根由。
　　“依法办事”与“套法治民”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——前者是无罪推定，后者是有罪推定；前者是全面理解法律精神，后者是片面曲解法律精神。
　　退一万步说，即便记者的报道通篇有错，是不是就可以用“诽谤罪”来扣帽子？世界各国的惯例是，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公众人物，必须让渡一些应有的权利，比如隐私权和名誉权等等，而不能同普通公民同等要求。没有保障的权利形同虚设，如果新闻监督权时刻伴随着牢狱之灾，这样的监督权还有谁敢行使？
　　总之，不全面正确地理解法律精神而将法律断章取义为我所用、将一些罪名扩大化，绝不是“依法办事”，而是危险的“套法治民”。这两者的区别，为政者当时刻牢记。